2023年11月25-26日，三亚学院悦读书社携手岭南师范学院社会工作协会、湘潭大学社会调查研究协会、云南民族大学魁阁书会共同举办校际联动读书会（悦读书社第十八期读书会）。
本场活动为第四场云南民族大学场次（11月26日19点半）。就梁漱溟先生的著作《中国文化要义》展开。由云南民族大学田欣彤同学领读，北京师范大学徐洲同学与云南民族大学冷雪梅老师和杨跃雄老师作与谈人回应。
领读人分享环节
领读人田欣彤同学首先对该书作者进行了简要的介绍，梁漱溟先生是中国近现代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社会活动家，爱国人士，近代新儒家代表人物之一。同时他还是一位社会改造实践家，社会学早期学派“乡建派”的代表人物之一。梁漱溟曾任北大教授，后因不满足于北京大学只注重知识的西式教育以及他不想仅做一个闭门做学问的圣人，他就彻底的离开了北京大学。随后他便在全国开始考察，并开始进行乡村建设实验。在长期的社会考察和乡村建设实验过后，他于1941年开始写作《中国文化要义》一书，直至1949年最终完成。
随后领读人从“问题意识”开始引入该书的主要内容。梁先生毕生思考着两个问题：“中国问题”与“人生问题”。梁漱溟先生通过详细缜密的解释推究，抽象出“伦理本位”等核心概念，并提出了中国“理性早起”这一文化要义。
接着领读人从该书论点：周孔教化与基督教成为中西文化的分水岭入手，强调了理性的重要性。接着，通过对中国人的人际关系和社会组织的解读，以及西方社会的个人权利和平等价值观，展示了两种不同社会结构的特点。此外，还提到了中国文化中的道德观念和对宗教信仰的态度，以及西方社会的等级制度和政治变革。最后，简要概括了这两种文化在社会结构和价值取向方面的差异。反映出了西方个人本位之社会与中国伦理本位之社会。
梁漱溟先生在书中指出，中国自古只有职业分途而无阶级对立。纵观历史长河，个体在无阶级的中国，能在士农工商等职业中进行流动，社会结构松散自由。而在封建解体后。都未形成真正的国家。无为之治与伦理之治，是统治者人心的好坏，造就了一致一乱的历史循环。而有阶级的西方虽然有强烈的斗争。却在种种冲突之下，实现了强有力的统治，并以斗争推动的政治的进步。
基于上述中国之社会构造，中国以道德代宗教，坚信个人之理性，进而以礼乐代法律，在身心的直观感受中培养清明安和之理性，从而淳化民风、维系社会，士人成为社会中坚力量。
西方则以外在戒律规训个人，前期信奉基督教，把个人交付给上帝，希望借助外在力量规训自身，社会革命后则以法律规范众人。
最后，领读人总结了自己的发言与全书的内容，也提出了对该书的反思，并提出了下述问题：
费孝通提出的差序格局与梁漱溟提出的伦理本位有什么关系和区别？
书中的理性和马克思韦伯笔下的理性化的区别？如何看待梁漱溟笔下“理智”与韦伯笔下的“工具合理性”？
身处当前时代，你是否认同“现在社会仍然存在文明失范，且病因在中国文化的早熟？”
作者以周孔教化与基督教为中西文化之分水岭一章中，把理性与理智作为中西文化的精神差异，那么理智作为强调人对物的客观知识探寻与强调绝对信仰的基督教有何关系？（或者说这种西方文化的核心如何在基督教时期存续下来？）
与谈人回应环节
与谈人冷雪梅老师首先对田欣彤同学的领读做出了点评，紧接着便对梁漱溟先生的生平进行了拓展。梁漱溟并没有上过大学，也没有留洋的经历。却因写了一篇出彩的佛教研究文章《究元决疑论》而受到北大校长蔡元培的赏识，因而可以到北大教书。冷老师还建议同学们将来在写论文时要多多向梁漱溟先生的《中国文化要义》学习，要树立问题意识，不能只做文献堆砌。冷老师也对该书给出了高度的评价。
而后，冷老师从宗教学的角度出发，与同学们探讨中国是否有宗教以及儒家算不算宗教的问题。随后冷老师引用了韦伯的著作《儒教与道教》，认为中国的民间信仰是功能性神灵的大杂烩，与西方式的宗教不同。中国没有非常强大的，高度组织性的宗教。冷老师还向同学们介绍了《中国社会中的宗教》这本书，该书详细介绍了宗教在中国所起到的社会功能。
冷老师还将梁漱溟提出的“伦理本位”与费孝通所提出的中国“差序格局”与西方“团体格局”进行了对比。说明中国社会以宗法群体为单位，人以己为中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强调的也是伦理的关系。
之后就“科学自宗教来”一说展开了探讨，冷老师认为该说法有失偏颇，中国宗教观念淡泊，但中国并非没有科技，宋代时中国科技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准。只是中国科技始终仅满足于应用，并未像西方那样进行理论的升华，这与中国古代的“重道轻器”是相关的。
最后，冷老师从中国人的“国民性”展开，分析了中国人忍让、向内发力的优缺点，并认为未来不应该以物为先，而应以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为先，以人与人之间如何相安共处友好的共同生活为先。
与谈人杨跃雄老师从历史角度探讨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的时代背景。该书处在西方文化大量涌入中国，而中国文化正在没落的大环境下，而当时诸多大家都在探索中国式现代化。而梁漱溟先生正是在这个背景下，坚守中国文化之根，保护儒学。
而后杨老师就韦伯之“理性”与梁漱溟之“理智”展开了探讨。西方海洋型文明与中国陆地农耕型文明的文明基因差距，以及历史演进，宗教文化，社会整合方式的差异，导致了韦伯之“理性”与梁漱溟之“理智”有一定联系，但也有一定的区别。
最后，与谈人徐洲同学就梁漱溟将中国人的国民性归结为理性早熟展开了探讨。徐同学并不完全认可这一论点，他认为可以把它归结于理性，但不等于把它归结为理性早熟。引申到现代性的问题，中国的科层制更多的来自于商鞅变法后的官僚制，它与西方科层制有一定相似之处，其共性来自于祛魅和理性化的必然结果。
徐同学认为，周朝的政教分离与百家争鸣就是中国理性化与思想启蒙的开端，而西方在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后才开始祛魅，其理性化和思想启蒙紧密联系，所以现代性的根源是理性化的问题。
在讨论环节，云南民族大学同学们先就现代性导致社会文明失范展开讨论。而后就领读人田欣彤同学所提的四个问题进行探讨。在探讨中，有同学推荐了论文《差序格局与伦理本位——从丧服制度看中国社会结构的基本原则》，该论文点出，差序格局是中国社会结构的基本特质，伦理本位是这个社会结构基本精神。还有同学从历史书《翦商》中所写的商代人祭出发，来说明社会失范是长期存在的，要从社会环境等多方面来看待这个问题，中国文化早熟是中国社会失范的唯一病因是不准确的。
最后，三亚学院江海奇同学也就中国文化早熟导致中国社会失范这一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在资本主义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文化早熟已不是当代中国社会失范的病因，并就韦伯的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梁漱溟所提的“理智”与西方基督教相结合进行了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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