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近年来，新冠疫情迁延反复、多点散发，对经济社会发展造成巨大冲击，就业总量叠加压力和长期存在的就业结构性矛盾，毕业生就业呈现出就业预期明显降低、体制内就业偏好增强、灵活就业的趋势加剧、慢就业比例有所上升、自主创业意愿不强等鲜明特点。党的二十大对促进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就业作出新部署新要求，贯彻落实好党的二十大精神，促进毕业生更加充分就业，迫切需要政府、高校因势利导，健全体制机制、强化政策保障、拓宽就业渠道、创新工作方式，高质量推动毕业生就业指导服务工作。
一、高校毕业生求职择业趋势变化
2019年底疫情以来，毕业生人数逐年增加，2020-2022届毕业生总量分别达874万、909万、1076万，可谓是体量庞大、增量巨大。与此同时，受疫情影响，经济发展下行压力增大，市场主体吸纳毕业生就业能力减弱，毕业生求职面临诸多挑战，其择业就业呈现出四个鲜明特征。
（一）就业预期有明显降低
2022年5月，智联招聘发布《2022大学生就业力调研报告》，[2]从期望月薪和签约薪酬两个维度进行了调研，报告显示，2022年55%的毕业生降低了就业期望，毕业生平均期望月薪为6295元，较上年的6711元下降约6%。从签约薪酬上看，已签约的应届毕业生平均签约月薪6507元，同比下降12%。毕业生对薪酬的心理预期和平均实际签约薪酬下降，表明毕业生愿意降低薪资要求，以适应市场选择。
（二）体制内就业偏好增强
疫情之下毕业生就业“求稳”心态加剧，毕业生选择党政机关、部队、事业单位、国企等单位就职的倾向显著。[3]以2023年国考为例，国考报名人数250.3万人，较2022年国考报名人数增加24%，国考平均职位竞争比60.3∶1，部分热门岗位甚至达到5800∶1。智联招聘数据显示，应届生国企就业偏好位居榜首，占比44.4%，高于2021年的42.5%，较2020年上升8.4%。以国家电网招聘为例，国家电网2023招聘一批各直属单位总计报名人次超过6万人次，报名人次也高于国网2022年招聘的5万人次。国企单位的招聘热度居高不下，反映出毕业生求稳心态有增无减。
（三）灵活就业形式逐渐走热
《中国灵活用工发展报告（2021）》蓝皮书公布的数据显示，2020年中国企业采用灵活用工比例约55.7%，比2019年增加约11个百分点，近30%的企业打算稳定或扩大灵活用工规模。[4]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底，全国灵活就业人员已经达到2亿人。随着数字经济等新经济、新业态的快速崛起，一批新就业形态和新职业应运而生，这对于90后和00后毕业生具有较大的吸引力，推动了新就业形态和就业机会的增长。根据全国高等学校学生信息咨询与就业指导中心数据统计，2020届和2021届全国高校毕业生的灵活就业占比均在16%以上。根据北京大学“全国高校毕业生就业状况调查”课题组调查数据，2015年以来，毕业生“单位就业”占比一直在40%以下，2021年这一占比下降至新低，仅为32.1%。[5]
（四）慢就业比例有所上升
面对越来越“内卷”的就业形势，“慢就业”可以给年轻人一个缓冲期。智联招聘发布的《2022大学生就业力调研报告》显示，2022届高校毕业生中，15.9%的毕业生选择慢就业、缓就业，较去年提高3个百分点。根据2022年9月河南省高校毕业生就业调研数据显示，高校毕业生报考专升本考研的比例逐年攀升，2021年河南专升本报名19万人，较上年增加3.3万人，医学类专科毕业生专升本报考比例超过80%；考研率居高不下，有毕业生明确表示如果没有考上，将会选择“二战”考研，2022届高校毕业生当中“慢就业”“缓就业”现象增多。
（五）自主创业热度有所减退
大学生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如何开始创业尚未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对疫情的制约性影响无法准确预估。而政府有关部门和学校将更多的精力放在稳增长、稳就业上，对创业的扶持和引导相对减弱。即便有一部分学生有创业的想法和意愿，拿到创业的第一桶金也更加困难。在多轮疫情冲击下，社会中的尝试性投资骤减，投资项目的选择更加慎重。在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那些原本打算创业的大学生不得不改变了选择，短期内先以就业为目标，为今后创业积累经验。
二、毕业生择业趋势变化的成因分析
（一）经济发展不确定性因素增多，市场化岗位供给不足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新冠疫情前沿反复和国际局势演变，使得国家经济和区域经济发展的外部风险挑战增多，宏观不确定性增加、经济增长乏力。2022年1-10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69768.2亿元，同比下降3.0%。[6]受疫情冲击，间歇性的停工停产、停商停市，以及居民消费意愿下降等影响，市场主体困难显著加大，用工需求明显萎缩，体制外就业机会明显减少。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2022年1-10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6%。10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5%，较2021年同期上升0.6个百分点。31个大城市城镇调查失业率为6.0%，较9月上升0.2个百分点，“稳就业”面临前所未有挑战。就业市场岗位需求缩减和高校毕业生的就业供给创历史新高，导致毕业生群体就业压力进一步加剧。
（二）就业政策体系存在薄弱环节，制约毕业生就业选择
就业歧视现象依然存在，部分用人单位在招聘中，把“985”“211”“双一流”等院校作为入围的门槛，弱化岗位属性和实际需要，盲目追求名校的出身，形成一种“好的企业招聘学生的毕业院校就要更好”的怪象。[7]由此，其他不符合条件的毕业生就失去了均等就业的机会，违背了教育公平的价值取向。但是政府层面，对招聘中的学校歧视、学历歧视等影响就业公平的行为，缺少有效的监督和惩戒机制。新就业形态的产生，引发了社会中劳动关系、技术手段、组织方式、就业观念等方面的变革，这一领域中的从业者中很多人是“多平台同时就业”，在社保、养老等方面诉求更加复杂多样。但是政府对新就业形态中的从业者权益保护、社会保障、政策支持还有明显不足，高校对这类就业形态的人才支撑和对学生教育引导仍然需要进一步加强。
（三）线下招聘和求职面试双向受限，就业签约效果不佳
自疫情发生以来，很多地方的高校实行封闭管理，用人单位校园宣传和现场招聘活动难以正常开展，有效招聘时间缩短，校招频率和规模压缩，校园招聘渠道一定程度上萎缩。虽然部分高校能够通过“云招聘”的形式进行供需对接，但这种方式与面对面线下求职相比，在信息鉴别、技术成熟度、互动效果上有一定差距，用人单位更难选择岗位合适的人选。同时，由于毕业生跨区域流动受限，毕业生实习活动受到影响，造成对岗位认知不足，直接制约就业供需的精准匹配，存在一定程度的盲目性。
（四）高校育人和服务供给不足，毕业生缺乏竞争优势
劳动力市场供求“冷热不均”，毕业生“求职难”与制造业“招工难”并存现象一直存在，说明人才供给结构与社会需求结构错配，人才培养质量无法有效满足社会需求。出于办学成本角度考虑，部分高校在专业设置上，一些文科类专业（如财经大类、教育大类等）重复设置，在人才培养上重理论、轻实践，同质化问题也比较突出，人才培养特色不明、质量不高。与此同时，个别高校对就业工作重视不到位，没有完整落实教育部明确的“机构、人员、场地、经费”四到位的工作要求，简单地把就业工作作为毕业生离校前的“临门一脚”，全程化、系统化的就业指导服务体系尚未有效建立。尤其是在疫情防控期间毕业生居家等情形下，教育教学、就业指导、心理辅导、政策宣讲等工作的成效不够明显。
（五）传统用人观就业观根深蒂固，给择业就业带来冲击
社会用人单位普遍追求名校、高学历，唯学校、唯学历的用人观念尚未得到根本扭转，这对中西部地区毕业生大省来讲，尤其是优质高等教育资源不足省份，毕业生自然会丧失更多优质就业岗位选择机会，增加了专科生甚至部分本科生的就业焦虑。与此同时，疫情之下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不确定性因素增多，社会化市场化就业的短板——不稳定性开始显现，受传统观念、家庭因素影响，普通家庭和广大劳动者倾向体面就业，更加青睐政府机关、事业单位、国企等体制内单位，毕业生求职心态更加求稳，一些学生观望等待，造成就业资源浪费，有业不就和无业可就同时并存。
三、改进毕业生就业指导服务的主要对策
（一）健全体制机制，夯实合力促就业的工作格局
毕业生就业涉及方方面面，是一项系统工程，离不开政府、学校、社会和家庭等各方面的共同发力。因此，必须充分发挥各级毕业生就业工作议事协调机构和各级党委教育工作领导机构的统筹协调作用，形成工作合力。以河南省为例，面对2022年的严峻就业形势，河南省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秘书组成立工作专班，在完善政策、稳岗拓岗、搭建平台、优化指导、精细服务上多方联动，并建立情况通报、定期研判机制，最大限度为毕业生就业提供支持，成效明显。高校作为育人主体，应当切实承担起主体责任，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持续优化就业创业指导服务。社会行业企业应积极承担社会责任，积极吸纳毕业生就业，让毕业生更好就业、更快就业。家庭应积极配合学校做好毕业生的思想教育和观念引导，关心毕业生求职择业中遇到的各种困难问题，让他们内心从容地走向社会。
（二）落实就业优先，持续完善就业政策保障体系
党的二十大强调，要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强化就业优先政策，把青年工作作为战略性工作来抓。落实就业优先，应当首先关注高校毕业生、农民工、就业困难人员等重点群体，高校毕业生就业理应成为重中之重、头等要事。在当前形势下，稳就业促就业的关键是保经济增长、保市场主体，对于疫情冲击面临经营困难的企业，政府部门应积极实施重点指导和扶持，给予财政、税收、社保等扶持和优惠，助其渡过难关，以保障其岗位供给能力。财政、税收、人社、金融等部门应加强协同，发挥各自职能优势，既要扶持中小微企业发展，也要优化环境，鼓励大学生创新创业，培育一批市场主体。同时，要着眼于新经济形态、新职业的发展和灵活就业、自由职业等就业形式的增多，有关部门应研究健全与之相适应的就业保障机制，健全灵活就业劳动用工、薪酬待遇、权益保障等政策制度，维护好社会平台、从业大学生等不同群体的合法权益和切身利益。
（三）拓宽就业渠道，促进高校毕业生多元化就业
拓宽就业渠道，扩大就业岗位供给，是促进毕业生就业的关键环节。没有岗位，一切都无从谈起。作为毕业生就业的参与方，政府部门应结合地方实际，继续实施好基层就业项目，适度扩大计划规模，让大学生在基层接受砥砺磨炼。同时，围绕地方产业调整和重大民生需求，增设一批公益性岗位，促进高校毕业生的阶段性、过渡性就业。高校要用好全体教职工力量，充分发挥校友资源优势，通过访企拓岗等方式积极争取社会支持，为毕业生提供岗位。围绕国家战略实施和经济发展新动向，在省际间、区域间、校际间建立毕业生就业服务联盟，用好国家24365大学生就业服务平台等，打破就业信息壁垒，促进就业市场一体化，实现就业资源的优势互补与互通共享。行业协会及社会组织，应尽己所能，为高校毕业生及时提供市场动态、岗位与人才需求等信息。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完善促进创业带动就业的保障制度，支持和规范发展新就业形态。政府、高校和社会要切实转变观念，鼓励和支持大学生创业，在全社会形成一种激励创新、崇尚创造、支持创业、宽容失败的氛围；鼓励和支持大学生投身新就业形态，包容毕业生的多元化就业选择，顺应时代发展潮流和趋势。
（四）坚持育人为本，强化高校人才培养的质量意识
提升人才培养质量是促进毕业生高质量就业的根本前提。高校必须增强质量意识、担当意识，压实人才自主培养之责，牢记“国之大者”，胸怀“两个大局”，把为国家建设和民族复兴提供高素质人才作为首要任务，多途径积极听取社会各方面的建议，科学监测和评估学校的人才培养质量、完善教学质量监控与保障体系。充分整合优化校内外资源，持续深化产教研协同育人模式，促进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有机衔接，不断提高人才培养的目标达成度、职业匹配度、社会满意度。同时，要优化学生职业规划和就业指导模式，如果说人才培养的功效是让一个学生变得更优秀，那么优质的就业指导等于是为学生添加了一双翅膀。在这个过程中，优秀的就业指导师资尤为关键。因此，应在高等教育体系中扩大专业化就业指导人才的培养规模，以满足日益增长的全程化就业指导服务需求。
（五）创新工作方式，通过信息化数字化推动工作升级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和不断迭代升级，加之近几年的疫情冲击，不少行业从自救角度进行生产经营模式的调整，如生活消费行业转向电商、社区团购等线上渠道，探索“共享员工”人力运营路径，房地产行业探索线上展示和营销模式等。另外，社会管理服务部门也纷纷倡行“无接触服务”“不见面审批”“零聚集服务”等，通过公众号、朋友圈、微信群等信息分发渠道，开展数字化管理服务等。[8]传统行业依托互联网平台正在形成新的发展业态和管理服务模式。毕业生就业工作也逐渐转变为线上线下同步发力。就业工作的信息化和数字化发展，可以大大提高就业指导服务的效率和效度，职业生涯教育、就业供需对接、就业手续办理等均可在线上完成，这也越来越成为一种趋势。因此，顺应这一时代趋势，既需要提升就业指导师资队伍信息技术应用能力，又要关注求职学生的数字和信息化素养，让就业指导和求职不仅局限于对网络信息化产品的消费，或者是对信息工具的简单使用，更要会利用海量的数字化、信息化资源，在促进就业指导提质升级的同时，开拓出更为广阔的就业空间。
来源：公众号—中国大学生就业
